三阶层审查框架是伴随德国战后基本权利教义学的发展逐步建立和完善的。

(2)纠纷处理程序的交涉性。对于防御性目的，现代国家建立和发展出政党制度、选举制度、公民直接参与、政府信息公开和社会舆论等外部监督制度。

(2)内部纠错，即行政机关在了解、检查下级行政机关的工作时，对发现的问题加以督促或指示下级行政机关自行纠错，而不直接改变或者撤销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近年来，我国对行政机关处理纠纷又做了法治化改造。《行政复议法意见稿》第1条增加规定行政复议的化解行政争议功能，贯彻了中央的精神。(54)实际上，行政复议的双重目的或复合功能必将引发行政复议中的错乱以及与行政诉讼对接上的困难。功能是制度的输出，是一种客观作用及其效果。

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以来经济发展日益成为国家治理的头等任务，国际竞争首先是经济的竞争，国内社会的基本价值除了个人自由还有社会正义。(47)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因此，越是深入地研究美国的实效宪法，即美国最高法院的宪法判例，就越能发现美国宪法在实施时就像一个黑洞，薄薄的几页宪法最后变成了连全球最庞大的法律人队伍借助强大的计算机检索技术也未必能搞清楚的东西。

如果从历史根源上来考察，12月4日这个日期起源于国家普法活动中的法制宣传日。但是，我们都知道，正当、合法的规范规定是一回事，可这些规范、规定能不能在实践中得到贯彻落实是另一回事情。我们关注道体与器用、规范与事实、自然法与实定法、权威与权力、合法性与合律性等这些法理学中常见的概念区分，是为了提醒大家，每组概念的后者都是凸显法律所具有的实效层面的操作，用我们的日常语言来说，这些概念管用，能够操作，能够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从这个角度看，就不要把宪法这个文本看得太认真，比如像英国这个国家，连一部成文宪法都没有。

对于历经革命的中国来说，告别革命并通过宪法和法治来建立稳定的权威和秩序，应该说是当时整个社会的时代精神。然而，从学理角度看，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即我们所隆重纪念的12月4日并非制宪日，而是修宪日。

由此导致我们在英美法律文化所推崇的小修与法国和苏联法律文化所强调的大修之间摇摆不定，既没有得到修正案方式不改动宪法原文的益处，也没有得到全文修改而令宪法文本清晰明细的优点，反而承受了这两种修改方式的双重缺陷。具体可以有两种办法： 其一，全国人大在表决宪法修正案时，可在修正案的正文后面附上根据修正案修正的工作文本，这就意味着全国人大虽然在表决通过修正案，但同时也是在表决通过根据修正案修改之后的新宪法全文，实际上也是对此前有效的宪法内容的再次确认。美国宪法在实践中经历如此复杂的解释，或许是体现了道在器中。如果说宪法的诞生具有精神道义层面上的象征意义，那么宪法的施行或实施才更突出其所具有的国家法律的强制力。

再比如，强调我们人民的宪法政治论，强调宪法具体内容变化的背后，宪法所捍卫的我们人民的民主政治的连续性和神圣性。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展现中国宪法的革命性与连续性的内在关联，才能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统与中国宪法的法统对照起来，二者相互支撑形成一个完整的国家建构体系。他根据每19年就是一代人的自然更新，提出在每19年终结时，每一部宪法和法律都将自然过期……如果宪法得到更长时间的执行，宪法就成为暴力的法律，而不是权利的法律——因此可以说，每一代人事实上都有其废止权，惟其如此才得以自由，如同宪法或法律明文限定在19年。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一个通过法学话语不断生产出来的关于美国宪法连续性的现代神话：美国200多年来依靠一部宪法来治理国家，而美国宪法的神圣性就体现在很难对其修改，并且即使修改也只能通过增加修正案的模式来修改。

在此，我们看到主权机关明确区分了宪法的诞生与宪法实施，将1954年宪法看作我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将1982年宪法看作 现在施行的宪法。其二，全国人大每次修改宪法之后，在由全国人大主席团发布的大会公告中，加一句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实施中，可采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所修订的宪法文本，从而赋予工作文本与法定文本同等的法律效力。

这两者的区别就在于英国内阁的权力是由国家法律赋予的，而女王的权力不是由国家法律赋予的，而更多地来源于类似自然法这样的高级法，来源于漫长的传统，尤其英王的权力往往是由宪法惯例确立起来的。这两个文本的区分实际上是 大修模式与小修模式之间的一种妥协。

这个案件的法律争议就在于临时立法会在香港已经是一个具有实效的立法机关，但它在香港基本法确立的规范体系中，究竟是不是一个有效的立法机关?这就是要审查临时立法会的合法性问题。由此，随着时代的推移，1982年宪法这个词逐渐脱离了现实的物（宪法文本），成为一个跨越时代、跨越具体宪法实施的抽象的关于宪法理念和精神的表达，逐渐变成了每一代人都必须奉从的符号象征，就像祖宗之法一样具有不可撼动的权威性。一旦我们遵循宪法实施和实效的逻辑，那么对宪法的理解就会从专业法律人所强调的法定文本转向社会大众普遍认同的工作文本，就会发现我们经常强调的1982年宪法已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1982年宪法，不过是名之为1982年宪法，实际上已不再是1982年全国人大通过的那个实实在在的宪法。然而，我想从学理上强调，这个问题显然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也无法用实用主义的策略来处理，这必然会涉及对毛泽东确立的1954年宪法和邓小平确立的1982年宪法的内在连续性和革命性的争议，以及对建国之父的争议，更涉及革命、改革和宪制的关系，涉及党章与宪法关系，涉及国家与宪法之间的关系，涉及究竟自西方文化脉络来理解中国宪法，还是从中国文化传统脉络来把握宪法的革命性与连续性的关系。然而，这类宪法序言以及宪法中纲领性的表述，恰恰能够发挥无用之用。此后的几次宪法修改都是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改草案对宪法内容进行系统修改，重新通过并公布新的宪法文本。

然而，我们的宪法修改竟然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改一个在法律上没有效力的文本，以至于我们宪法中的修正案从来没有经过法定程序的修改，可在宪法实施中很多宪法修正案却已经失效了。但另一个更为确切的直接原因就是在说明中阐明的：设立国家宪法日的目的，不仅是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诞生，更重要的是为了增强全社会的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加强宪法实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另一方面，却将修宪日而非制宪日确定为宪法纪念日，凸显改革精神、宪法修改乃至宪法革命的内在价值。强调命令乃是实效的法，但不能作为有效的法，因此也就不能名之为法。

因篇幅较长，已略去原文注释。相比之下，1954年宪法固然很重要，但在现实生活中似乎已经无效了，没有法律的强制力，只具有象征意义或学术研究意义。

从我们推行法治建设以来，就在不断强调法律能够改变社会、推进国家迈向治理现代化，因此始终强调要善于使用法律武器，并为此开展大规模的法制宣传，甚至要送法下乡，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三、宪法实施:宪法的革命性与连续性 宪法实施问题不仅涉及宪法在道体与器用层面的区分，而且涉及宪法的当下性与普遍性、革命性与连续性。对于任何伟大的事物我们都应当怀有敬畏之心。就像我们现有的2018年宪法工作文本，不仅在宪法目录和正文中增加了国家监察委员会这样的国家机构，而且宪法条文总数也从1982年宪法的138条变为143条。

宪法文本是相对稳定不变的，但对宪法的理解和解释是不断变化的，由此构成美国宪法学中保守派强调宪法不变的原旨主义（originalism）理念和自由派强调对宪法理解和解释要不断与时俱进的活宪法（living constitution）理念之间的张力。我们更倾向于在每次修改宪法的时候，都突出强调与时俱进，强调当前的宪法是新的。

1982年宪法只有138条，但经过五次修改后，增加了52条修正案，这就意味着原来宪法中的很多内容被修改了，甚至条款的数目也发生了变化。如果用韦伯的理论来说，荣耀的部分意味着权威（authority），而实效的部分不过是权力。

因此，在这个会议上与大家一起讨论宪法纪念日的问题就再合适不过了。白哲特在其经典著作《英国宪制》中，将英国宪法分为尊荣的部分（the dignified part）和实效的部分（the efficient part）。

当然，决定这个日期绝不是偶然的。因此，1982年宪法的宪制基础乃是1954年宪法。19世纪西方法理学从自然法理论转向了法律实证主义，进而在20世纪转向法律社会学和法律现实主义，实际上就是在现代的道体问题解决之后，逐步转向了器用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道体层面的价值规范、权威、正当性恰恰构成了宪法乃至法治本身的生命所在。

宪法固然有器用的内容，但更重要的是，宪法在法治秩序中承载着道体，是从道体向器用的过渡和转化。可以说，这种在一张纸上反复书写，恰恰展现了中国宪法内在的连续性和革命性。

当然，我们不能将道体与器用割裂开来，器不离道，正是在器用层面的日常法律运行中，每个人不断遭遇类似秋菊的困惑，国家法律乃至国家宪法的权威才逐步确立起来。宪法在表达中说的都是1982年宪法，可在实践的实施中采用的都是实效的工作文本所展现出来的新宪法。

事实上，当我们将12月4日确立为宪法日时，实际上就已经展现了这种内在矛盾。这个宪法修改模式被学术界称为大修。